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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法学教育比较访谈录
发布于  2012-04-25 09:42:16
Wolfgang Däubler是资深德国教授,曾在德国不莱梅大学法学院任教约30年,并在几年前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现为中欧法学院访问教授。对于中国和德国的法学教育,Wolfgang Däubler教授具有深刻的洞见。这篇访谈试图给您一个德国法律教育体系的简单介绍,同时为您带来一个全新的比较视野。

记者:法学院的教学方法和课程内容总是取决于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这一目标。德国的法律教育的观念是怎样的?

Wolfgang Däubler: 年轻律师应知道德国极为复杂的法律体系,尤其是判例法。这要求其能够理解并且解释新的立法和法院判决。其中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把法律运用到具体案件中。20世纪70年代,这样的法学教育观念被认为太狭隘而遭到批判。人们认为律师在运用法律时,必须考虑到社会后果,并实现民主和社会国家的一些基本价值。德国的一些大学在法学教育上采取了这种新的观念,教授们提倡在解释诸如宪法或者劳动法的时候能够以更加多样的思路,比如站在工人的立场等等。如今,在政治发展相联系的保守主义的主流思想影响下,法学教育或多或少又回归到20世纪60年代的原则。

记者:根据您在德国和中国的观察,您认为中国法学教育与德国法学教育有什么相似或不同?

Wolfgang Däubler: 嗯,我认为在中国,你们不太注重案件的解决方案。你们更多的是学习社会的知识和法律在社会中的位置。我觉得这样很好,比如你们有“法律职业伦理”这样一门课程。但是如果说你在处理具体案件上(比德国学生)有更大困难的话,我一点也不会意外。当然,这两者并不互相排斥。然而遗憾的是,据我了解,在中国或德国都没有像“合同拟定”这样的课程。法官们需要判案,但是好的律所却做大量咨询、谈判或者草拟合同、协议的工作,为什么不在大学就开始做准备呢?法学教育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足够的体现出实践中的这种趋势。

记者:在中国,高考是检验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分流学生的方式。如果你在高考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就会被大学录取,然后拿到一张文凭。要是你想深造,必须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在我们的体系中非常重要。德国的法律教育的结构是怎样的呢?

Wolfgang Däubler: 学生在高中毕业时通过考试就获得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她可以挑选专业。没有更多的“入学考试”。对于想学习法律的申请人来说,大学总是有足够的名额,只有在诸如医学等专业领域,大学的名额对于学生来说不是很充足。

学生们大致学习4-5年,有些人甚至达到6-7年。前三年学生们主要在民法、刑法、公法等学科上建立坚实的基础,到第七第八学期,他们主要攻读某个具体的法律,比如商法、行政法、劳动法等等。就像在中欧法学院一样,他们也需要修习学分,但是最主要的是在大学毕业时通过所谓的“国家司法考试”(State Examination)。你需要解决8个案例,每个案例5个小时,这些案例甚至比联邦法院最近的判例还要复杂,通常你需要有很好的想法来形成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决方案,大多数情况下仅仅知道法院的判决是是远远不够的。

考试过后,有两年的实习期,学生们有的在法院,有的在律所,有的在行政部门。你学习到如何在实践中处理问题,也进一步发展自己的能力。大学并不总能教会你,一个律师需要什么。比如在律所,你需要草拟合同,也许扮演双方纠纷的调停者,只知道判例是不能够胜任这样一份工作的。在实习结束后,又会有第二场所谓的“国家司法考试”,这次也是案例。如果你能够通过,你就有资格成为律所的律师或被任命为法官了。

记者:看来“国家司法考试”在德国法律教育体系中非常重要。在中国,想当律师或法官也必须参加一场由国家司法部组织的考试,这对于申请律师执照是强制性的要求。德国的司法考试是怎样的呢?

Wolfgang Däubler: 对于想要成为律师或法官的法学院学生来说,“国家司法考试”也是必须通过的。我们在每一个州(与中国省相似)有一个由教授,法官和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他们会把问题组合起来,形成一份连贯的和架构清晰的考卷来考察所有要求的领域。学生们只能参加“国家司法考试”两次,如果第二次失败了的话就意味着法律生涯的结束。为了准备“国家司法考试”很多学生会在校外参加导师(repetitor)的培训课程,课程长达2-3年。大体说来,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和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并无二致,但第二次国家司法考试会考更加实际的问题。

在考试中取得高分,对于案件解决的某种创新是必须的,比如合同一方在既非威胁又非欺骗,但在很不同意情况下签订的合同可以被撤销吗?良好的记忆和稳定的心理状态是通过考试的非正式素质,考试中只能带法律文本,参考书或者书籍库都不被允许带入考场。学生们在参加历时5小时的考试之前往往非常紧张,又睡得不好,没有稳定的心理状态,在笔试过后的口试中是很难表现出众的。

记者:两国之间法律教育的不同还在于法律文凭的取得。您能介绍一下德国的实践吗?

Wolfgang Däubler: 在德国,LLM项目并不是真正为年轻的德国律师设立的。这类项目存在主要是给学生在某个特定的领域深造。在不莱梅,我们学校有英语和德语双语教学,教授欧盟法的LLM项目,主要吸引国际学生。如果拿到这样一个文凭,对于他们在自己国家找到一个好工作可能会比较重要。但是在德国,国家司法考试才是重点。

如果你想继续深造,你得写一篇博士论文,拿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在其中一次“国家司法考试”中你要取得前15%的高分成绩,然后寻找一个教授指导你写论文,一般的做法是参加这个教授的seminar课程,展示你对研究的兴趣以及你的学术水平。但是德国的教授和博士学生之间的关系和中国的很不一样,常规的做法是2-3年内见面2-3次,讨论一些论文中的问题。我退休之后,与这些学生相处的时间更多,一些情况下我们成为了好朋友,而且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很不错,大概一年能有三个法学博士,我很欣慰。

要是你想当教授,法学博士只是第一阶段。你必须写大量有趣的文章,然后,出本书,那通常意味着你在科学领域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在被任命为教授之前,还有很长的时间要等待。如果你的学术观点与主流观点相去甚远的话,成为教授会有点困难。

记者: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法学教育也变得更加国际化和跨区域化。在中国,法学专业学生流行到国外去拿LLM或者JD的文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您认为全球化对于法学教育的影响是什么?

Wolfgang Däubler: 你说的对,这个影响在德国也存在。但是一个系改变自己的培养方案需要很长的时间。以国际私法为例,它对于处理跨境合同或者其他跨境法律关系非常有用,但是大多数德国法律系的教学方案上,它分量很轻。

大概在2001年以后,德国的法律教育才需要年轻律师们说点英语,但在实践中这并没有受到很大的重视。在德国,外国教授的英语演讲在大学受到冷遇是常有的事。

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非常好的项目,比如欧盟资助的Erasmus项目就需要学生在另一个欧盟成员国学习一学期,很多人去了这个项目,因为它在申请跨国贸易公司的工作时有一定优势。然而,我也有些同事从来未踏出过德国国土,即使是旅游,去探究他国法律体系和文化总是一小部分人做的事。我的感觉是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多多向中国教授和学生学习。

记者:您在不莱梅大学任教多年,退休之后又来到中国教比较劳动法,在您的印象中,德国法学院的学生和中国法学院的学生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中国的学生比他们的德国伙伴要更加努力吗?

Wolfgang Däubler: 是的。我在中欧法学院周一下午和周五下午都有课,几乎每个学生都来。在德国,要是周五下午的话,大概只有10%-15%的出席率。

这并不意味着德国学生们都很懒惰。德国学生不用交学费,但是租房费和餐费很高,所以许多人都有工作,比如出租车司机,麦当劳服务员等,这些工作耗费了他们很多时间。德国法学院学生中,同样存在一件教授们大都不愿提及的非常奇怪的事:很多学生在课堂上都不是很积极。他们在比教授更有教学技巧的导师(repetitor)的私人课程上学到解决案件的知识,他们为此付费。但是大学是免费的,我的感觉是一旦你付钱了,你总是会严肃对待一点。但是这种现象让学生们跳脱法律的框架看问题变得更加困难。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学生住在校园里,要是周围所有人都在学习,你也不愿意成为例外。在德国的话,学生住在小镇上,更加融入到当地的常规生活。

我的印象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学生总是对于很多问题感兴趣,我在这里收到了大量问题,不仅与法律有关,有些问题也与中国的社会与中国的未来有关。学生们有这种“好奇心”,这是获得进步的前提。



撰稿:张虹(中欧法学院2011级双硕士)